古代平民百姓包括一些富民之家的饮食生活基本上都是“向崇简朴”、比较节俭的。但这种现象在明代中后期（成化年间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一些富贵之家的饮食生活开始由俭朴向奢侈方面转化。有一些读书寒微人家，一旦做官显荣，就忘记昔日的艰难，为官夫妇及其子女都开始轻衣肥食、讲究吃喝起来，而忘却了勤俭持家的传统美德。晚明时期，因社会生产力发展，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，人们的饮食比过去更加考究。特别是工商业发展，社会流动性也显著增大，工、商竞起，贫富变化加剧，社会变迁将改观明初构建的很少变动的乡土社会。总体上说，明后期的社会具有世俗化的趋向，奢靡相尚，富与贵等功利方面成为衡量人们的地位、身份的重要标准。社会世情与乡饮酒礼所表达的“孝悌”“礼让”的教化内涵形成了强烈的对比。明嘉靖《茶陵州志》卷上有云，成化以后“一席之费，甚至数十，谚曰：富家一席，贫家三年。其尚既奢矣。”民谚的一句话即反映了当时富家奢侈的程度。明嘉靖人何良俊在形容明朝前期松江府宴会时，“只是果五色、肴五品而已。惟大宾或新亲过门，则添虾蟹蚬蛤三四物，亦岁中不一二次也。”但是到了晚明就不同了，“今寻常燕会，动辄必用十肴，且水陆毕陈，或觅远方珍品，求以相胜。”[插图]江西建昌府的饮食风俗在成化以后，也有一变：以前宴会，果肴用大器，多不过五品，谓之聚盘；后用小盘，多至数十品，谓之簇盘，近来（正德十二年）仿效京师，杂陈奇品，土货就被淘汰了。据嘉靖《建宁县志》（卷一）记载，福建邵武府建宁县明初“宾燕至五六品而上”，嘉靖二十三年宴会“则陈添换至三十余味”。民间富家宴会菜肴品种的发展，已经令人感到惊讶，而那些豪绅显宦的宴饮则更使人为之咂舌。[插图]随着社会的发展，富家的饮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，明显表现在品种数量上的增加。这代表了当时社会的真实现象，也是一些门户最终衰败的缘由。

晚明时期，在上层阶级宴会奢靡之风的影响下，富家中产阶级也在一味地模仿，整个社会饮食消费的奢华形成了一大特色。明人谢肇淛在《五杂俎》中就指出富家巨室的豪奢场面：“今之富家巨室，穷山之珍，竭水之错，南方之蛎房，北方之熊掌，东海之鳆炙，西域之马奶，真昔人所谓富有小四海者，一筵之费，竭中家之产，不能办也。此以明得意、示豪举则可矣，习以为常，不惟开子孙骄溢之门，亦恐折此生有限之福。”[插图]明代江南地方志中的《风俗志》经常提到当地宴会的场合，在明朝前期时不太讲究食材，菜肴种类不多，数量也不大，而到了明中叶以后逐步开始变化，许多地区都比较讲究奢华。晚明的社会风尚对一些富家饮食的影响是较大的，江南地区尤盛。在《客座赘语》中就记载着正统年间在南京吃请的情况：“如六人、八人，止用大八仙棹一张，殽止四大盘，四隅四小菜，不设果，酒用二大杯轮饮，棹中置一大碗，注水涤杯，更斟送次客，曰‘汕碗’，午后散席。”再过十余年，宴客吃饭时，“棹及殽如前，但用四杯，有八杯者”；再过二十余年之后，“两人一席，设果殽七八器，亦巳刻入席，申末即去。至正德、嘉靖间，乃有设乐及劳厨人之事矣”。

文学名著《金瓶梅》展现的是明嘉靖、万历年间社会市井文化的一个侧面。这部百回小说，作者用了大量的篇幅对暴发户之家的饮食生活进行浓墨重彩的描述，被人们称为研究明代人生活的绝好作品。作者在家宴和便餐的描写方面较多的是实写具体的菜肴和点心，如烧猪头、水晶髈蹄、馄饨鸡、糟鹅胗掌、山药肉丸子、炖鸽子雏、白切羊肉、酿螃蟹、烧滑鳅、春不老炒冬笋、鹅油烫面蒸饼、玉米面蒸糕、薄脆、蒸酥糕饼、果馅元宵、雪花糕，等等。在西门庆家中，就连一般的接待筵也是十分显赫的。[插图]如在第四十九回中的一张食单：“厨下肴馔下饭都有，安放桌儿，只顾拿上来。先桌边儿放了四碟果子，四碟小菜，又是四碟案酒：一碟头鱼、一碟糟鸭、一碟乌皮鸡、一碟舞鲈公。又拿上四样下饭来：一碟羊角葱火川炒的核桃肉，一碟细切的[插图][插图]样子肉，一碟肥肥的羊灌肠，一碟光溜溜的滑鳅。次又拿了一道汤饭出来：一个碗内两个肉圆子，夹着一条花肠滚子肉，名唤一龙戏二珠；一大盘裂破头高装肉包子。……随即又是两样添换上来：一碟寸扎的骑马肠儿，一碟腌腊鹅脖子，又是两样艳物……：一碟子癞葡萄，一碟子流心红李子。落后，又是一大碗鳝鱼面，与菜卷儿，一齐拿上来。”

晚明社会的奢靡风尚，这在《金瓶梅》中得到了真实的反映。书中西门庆一家，过着纵情享乐、游宴无度的生活。无论饮食、衣物、日用，还是婚丧拜贺，都极尽铺张，尤以筵席描写最为突出。一席之费动辄花费数百金，甚至上千两白银。社会风气的变化和饮宴奢靡铺张之风的劲吹，其后果自然是国家政权的快速更替。